怀抱鲜花的女人

程序员是世界上遇到灵异现象最多的人，远远超过夜间护士和电梯司机。有时遇到的问题不但科学无法解释，就连神学也无法解释。这时候，只有三个解决方案：1.找来原作者，他们往往看一眼就知道问题在哪里；2.等一段时间，灵异现象会自行消失；3.推翻重写不能够更加认同了！

——囧叔《我讲个笑话，你可别哭啊》

我想，每个人身上都有两个自己。一个是真实的自己，一个是自己想要成为的自己。后者总是给人一种狗一样的印象，不管人们怎样包装和修饰它。大家忙了一周，无可奈何、精疲力竭地扮演完真实的自己之后，周末总得找个地方把另一个自己放出来遛遛。这件事需要一个对象和一个有观众的场所。场所自然是咖啡馆比较合适，因为在这里你怎么表演都不为过，毕竟有很多同类和见怪不怪的服务人员在这里。对象嘛，则需要慎重选择，最好能找到一个心有灵犀、需求跟自己相契合的，这样一场演完，两个人的目的都达到了。这不失为一个释放压力的绝佳方式。

——囧叔《我讲个笑话，你可别哭啊》

因为你不知道还有什么像扎刺这件事一样二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都没发生过——但这不代表它永远不会发生，而你还没学会怎么应对。

——囧叔《我讲个笑话，你可别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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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的塔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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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的塔吊

我爷爷一生有三件大作。

一件是星空仪。这东西直径两米，连架子立起来估计有三米高（也可能是因为我当时还太小而留下了过大的印象）。它由一层镂空的带刻度的面板，一层可旋转的深蓝色星空板和一层布满发光二极管的电路板组成。开动起来，星空板在刻度板下缓缓旋转，到了你所在的位置时，对应的星座就会亮起来。我爷爷完成这东西时，我大概五岁，一个如此巨大的东西能够旋转，给我留下了一种很特殊的印象。这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我开始有巨大物体恐惧症；二、我除了北斗以外不认识任何星座。

这东西没有获任何奖。

另一件是大风车。这风车比星空仪还巨大，简直像一棵长着可自旋的圆形树冠的千年怪树。一转起来，它就哗啦啦地响，其旋转机制非常复杂，因为上面有千百个零件，每一个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旋转，看上去眼花缭乱，没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很快就会呕吐。它的声音和复杂的结构，都是因为此物乃是用数百个易拉罐拼成的。

我到现在还记得我爷爷制作它的一些方法。例如，怎样在易拉罐上打一个上下对称的中心孔？翻过易拉罐，在罐底的凹面上投一颗滚珠，用锤子一砸，就获得了中心点；而正面的中心点就是拉环的轴。插入一根剪成规定长度的自行车辐条，就成了轴。怎样保证罐体不在轴上前后跑动？用一截圆珠笔芯充当热缩套管，它们跟自行车辐条配合得天衣无缝。此类方法非常之多，你看到时也许觉得“啊，太简单了”或是“这谁都知道嘛”，可对我来说它们就是爷爷发明的，是爷爷的财宝。

这个东西当然也不可能获任何奖。

我爷爷因为制作这种东西，经常被后世的人称为“民科”。我虽不知道“民科”的全称是什么，但我知道这不是什么好词儿，因为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些关于其他“民科”的报道。那些人总是想发明永动机，或是自制一辆跑车。我爷爷与他们不同，他非常尊重基础科学，因为他就是教这个的。他是小学自然教师，不知道现在的小学还有没有这么一门课了，我小时候还有，非常有趣。它包含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等学科的基础知识，教起来很不简单。我爷爷为了教好课，自己动手做教具。前面说的那两件东西都是教学用的，虽然它们对孩子们来说太巨大太恐怖了，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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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的塔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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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爷爷的第三个宝贝是一架塔吊。就是工地上用来吊水泥板的那东西。这架塔吊配有轨道，能左右移动，可以升降、旋转吊臂，以不同的速度收放吊钩，这一切都由一组开关控制。塔吊上层结构里有复杂的动、定滑轮组，多个功率不同的电机和齿轮组，整架吊车移动时还带有触壁倒转和阻尼制动的功能。这是给高年级学生讲课用的，但后来不知怎么到了家里，成了我跟弟弟的玩具。你要知道，在七八岁的年纪上，一个男孩子获得这样一台功能齐备、运转精良、无比精密的机器，是一种令人寝食难安的体验。我吃饭睡觉都在想那个塔吊，想弄明白它是怎么工作的，能吊起多少东西，从哪儿获得的力量。

而且它是全世界唯一的一架。当时我跟弟弟有这么个共识：我们的班上都有那种家里很早就有彩电、顿顿都能吃肉的同学，有的还住在楼房里，冬天穿一种叫羽绒服的难看的衣服上学，即便是这种同学也不可能拥有这样一架塔吊。

后来全家回了北京，这架塔吊成了唯一带回来的大件教具，放在爷爷的阳台上。那时爷爷已经得了食道癌，经常负手站在阳台上，听着《失·空·斩》，看着塔吊吊起一盆吊兰，挂在晾衣竿上，又吊起另一盆，如此能看一个下午。有时他会翻开一个红皮笔记本，在上面写几笔。写完就收起来，从不让我们看。

塔吊在我手里，就是一台机器。我推前，它就往前走。我拉上，它就往上提。但是等到我爷爷操纵它时，它就像是个机器人。爷爷只管喝茶，它自己就会完成一整套复杂的操作。爷爷有时候摇头，有时候点头。可能爷爷觉得它实在太蠢了而摇头，可能觉得它还可以挽救而点头。有时候它摔了东西，爷爷就会对它动上几改锥，我想这大概是家法处置。但是它能吊的分量越来越轻了。起初它可以给鱼缸换水，但后来只能吊起一把小茶壶了。爷爷去世后，它不动了，换电池也不行，我们都不会修，只好由它去了。于是它就一直保持着指向西方的姿态立在那里。

爷爷去世后，我们回学校办理报销之类的麻烦手续，一并处理原来的房子。我见到了跟爷爷共事的其他一些老师，他们大多也退休了。我讲起爷爷的塔吊，说后来那东西不转了，大家抚掌大笑，说：“那太正常了，你爷爷做的东西你们可玩不了。”据他们说，我爷爷年轻的时候看见什么都想做一个，而且八成都能做出来，只不过只有他自己会用。刚流行收音机的时候，我们家第一个有了一台大型立式收音机；流行唱片机时，我爷爷又打造了一台带转角拉门的柜式音响，能放黑胶唱片，后来因为我把唱片当飞盘扔干净了而告终。爷爷养鱼，家里有三个大水泥池子，他听说要用加氧泵，不想去买，就用手头的材料做了一个。这一组材料中的变压器是从我的电子琴上换下来的残品，被他修好了，后来又坏了，他一生气，就用漆包线自己缠了个变压器。有一次他看公审死刑犯，回来竟然想制作一把自动步枪，被大家制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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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的塔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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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老师们讲爷爷的事，越听越觉得我跟爷爷之间的距离有如天渊。虽然我在他身边生活了那么多年，但都是作为一个孩子，而不是一个具有完整人格、能跟他真正交流的人。等我具备了这种交流能力，却已经风不止亲不待了。现在，经过几次搬家，连那塔吊都不知道去哪儿了。爷爷做东西从不画图纸，都是直接动手，图只存在于他的脑袋里，他走了，那东西就成了无法复制的孤本。长大以后，我凭记忆复制过一些爷爷做过的东西，有几样成功了，比如用牙膏盒改造的潜望镜，我还对它进行了升级改良，能多段折射，弯成C形依然可用。我还做过一个证明热空气上升冷空气补充形成风的小东西。但是爷爷的塔吊我是做不来的，那里面有机械传动，有程控，有电路，有金工，有雕刻艺术，繁复无比，想想就头疼，让它去吧。

爷爷走后，收拾遗物时当然会发现那个笔记本。我拿在手里摸了好久，才深吸一口气打开。里面没有任何图纸或令人振奋的东西，只是凌乱地写着一些“坚持”“信念”“勇气”之类的字眼。我爷爷是个无神论者，至死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我想，他信仰科学。

老师们告诉我：当时，学校给我爷爷很高的待遇。他们给了他一个很大的院子，专门摆放这些大家伙，并在院子里盖了一间大房子，名曰“科技宫”。这些事我当然是记得的。我小时候抱着科技宫的院子里一个正在敬礼的少先队员雕像想爬上去，结果那个雕像竟然是摆在上面的，没有任何固定，于是我就跟雕像抱成一团摔了下来。所以我当然记得这个院子。有一天我在院子的大铁门里玩，来了几个高年级的孩子，举着一个长耳朵的怪虫，非要见我爷爷。现在想想，那东西就是幼年的蝙蝠。但当时我吓坏了，觉得他们是坏人，必须保护爷爷，我就说他不在，不给开门。他们问我是干吗的，我就大喊：“我是他孙子！”他们就大笑着跑开了。我一头雾水，心说孙子有什么奇怪的，你们没有爷爷吗？你们的爸爸都是茅坑里捞出来的吗？

几年前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在那个院子门口骑车，忽然摔倒了。这段记忆大概是因为我确实是在那里学会的骑车，全程只摔了一次。当时爷爷搬一把躺椅，坐在两排平房教室之间的拱廊里笑，也不扶我。梦里，我摔倒之后慢慢地爬起来，透过铁门，看见爷爷正在院子里锤锤打打地做什么东西。他还是我小时候那个样子，戴一副琥珀色边框的眼镜，手指贴满白色的橡皮膏，干活时嘴唇总是抿得很紧。我抓住铁门的栅栏，恨不得钻进去，我想喊他，却发不出声音，而他当然也看不见我，只管低头干活。这便是逝去之人。

本集中除《筑路》外，其余七篇，均为九十年代初期之作。《怀抱鲜花的女人》看似写男女情事，实则写人生窘境，象征的意味远大于对生活的描摹。

《红耳朵》则以故乡传奇人物为模，赞赏一种看破的境界，讽喻时下膨胀的物欲。钱财是身外之物的道理人人学知，但要落到实处，则大不易也。

《战友重逢》一篇，是我整个创作中仅有的一部军旅题材中篇小说，完成于1990年春节期间，时在高密县城自家新建的一个院子里。为建这处房子，我搬砖和泥，四处联络，费尽心力和体力，但只住了五年，就以很低的价格转让给了一个朋友。而今年春天，我这朋友又将这处价值百万的房产，捐给了政府。捐献文件签署不久，这个朋友就撒手西去了。想到当初建设过程中，为了一些枝节的质量问题，我与建筑队的纠葛，为了能够保证建筑质量，我对每一个工匠的巴结和奉承，实在是感慨系之。《战友重逢》前年被翻译成。越南文，出版之后，据说曾引起长达数月的争论，令我欣慰的是越南的作家同行们对我的理解和支持。文学确实离不开政治，但好的文学大于政治。

目录序言

筑路

怀抱鲜花的女人

红耳朵

白棉花

战友重逢

梦境与杂种

幽默与趣味

模式与原型

莫言生于1955年2月17日，原名管谟业，山东高密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

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院院长，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潍坊学院名誉院长。他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2011年莫言荣获茅盾文学奖。2012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生死疲劳》和《蛙》这两部作品所具有的罕见的宗教情怀，使它们超越了中国作家同行，而进入了世界文学的行列。莫言的业绩，也使他当之无愧地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在2013年2月1日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通过为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81年开始创作生涯，发表了《枯河》、《秋水》、《民间音乐》等作品。